清明假期，师门微信群突然传来噩耗，研究生导师朱自煊先生于2021年4月4日凌晨走了。6年前我们在京为他90岁祝寿，欣慰于他的健朗、乐观及长寿基因，都做“相期以茶”之望，因此先生的离去还是让我感到意外和遗憾。

2015年朱自煊先生九十华诞聚会

朱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首届学生，曾得梁思成、林徽因辈亲炙。梁思成战后从美国讲学考察归来，已经开始倡导“体形环境”设计，将建筑工程系改名营建系，突破建筑尺度至城市与区域，城市设计思路已有迹可寻——而梁林两位对老北京城作为都市计划杰作的推崇、保护乃至城墙公园的创新方案更是人所共知。朱先生留校始做园林规划，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活跃于国际学术交流，遂敏感地引进城市设计教学与历史名城/街区保护实践，可以说是这两个领域国内重要的开拓者和先行者。甚至更进一步概括看，一种兼顾保护/活化/发展的城市设计类型，已经在朱先生的教学和实践中逐步成型。

我1992到1994年有幸师从朱先生，与一众师兄弟加入北京-东京城市规划比较研究的系列课题中，同时也参与了北京什刹海、安徽黄山屯溪老街的部分保护规划，在朱先生和师门开放、包容、协作的氛围中备受熏陶、受益匪浅，甚至毕业到深圳一年后还回校参与朱先生与阵内秀信共同主持的中日联合北京调研，负责撰写了西打磨厂地区近代旅馆业变迁内容。在深圳我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的管理与研究工作的20多年，这座从“画圈”和“渔村”的传说开始的城市，规划主流都是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似乎也用不上什么历史保护，总的来说与朱先生包括师门的业务交流机会并不多。但仔细回顾我的专业路径和主要案例（如在规划院承担的新洲村/大冲村规划（1995年）、在规划部门推动的岗厦村（2001年）/华强北（2004）改造研究、在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开展的金威啤酒厂（2015）/湖贝古村（2015）/坑梓客家围屋群（2016）独立研究），以及现在创办未来+学院推广“新遗产”主张及六维评估方法，却又都是强调历史延续性的城市设计——可见朱先生所开拓的教学与实践方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已经延伸到了我的专业探索中。

我对先生撒手仙游的遗憾，还在于中国城市设计和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热火的当下，将基地当白纸画各种形态效果图的城市设计、擦除历史脉络不留痕迹的城市更新还是主流做法、甚至为害甚广。朱先生30多年前所探索的兼顾保护/活化/发展的城市设计类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普及。2015年8月师门相聚为先生祝寿，我深感先生的开拓性工作还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呈现，之后有机会向《住区》杂志主编戴静提出建议，于是难得有了2017年《住区》80期的这篇《城市设计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访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朱自煊先生》。

呜呼！先行者已经离去，中国保护和活化历史遗产的城市设计之路，还有待更多同行者加入！

城市设计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

——访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朱自煊先生

采访：《住区》张竞予  杜一鸣    

时间：2016年12月15日

地点：清华园朱自煊先生家

年纪大了，事易忘记，我简单地说一下：

首先还是为了教学，那时候我们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招收正规学生、研究生。过去梁先生很注重讲城市设计，他在美国讲学考察，回来就大力从事建筑专业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筑是什么？过去讲的巴黎美术学院那一套，但国际上的研究对象已经改变了。梁先生顺着这个潮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体形环境”设计。“体形环境”，英文叫“Physical Environment”即物质环境，梁先生把它翻译成“体形环境”，这两个词义上是一致的。梁先生把它解释为“有体有形”的环境，城市设计即城市的空间和围绕并形成空间的体形设计。所以梁先生回来后抓住了城市设计及城市规划最本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形环境设计，第二这个体形环境设计不仅仅是体形和空间环境，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容。

我们和复古主义、仿古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环境有社会内容，有历史文化内涵。当时梁先生带回来一套体形环境设计的图版，简洁醒目，寓意深刻，图板上还有一条醒目标语“住者有其房”，抓住了住房问题是城市的大问题——也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我们念书的时候，梁先生提出这套改革，抓住了变革最本质的内容。

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对于西方的一些大师，我们也都很认同，像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一派、莱特的自然主义——自然生长的城市，还有沙里宁以及柯布西埃等，是我们城市设计很热衷的，但是到底最根本的理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也说不太清楚，所以就带着这些问题教中有学，教学相长，先给研究生开设计课，不是必修课，而是选修课，就这样尝试着来讲。

那时刚好有个机遇， 80年代初，我们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各国的建筑师、规划师，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来清华参观、交流。学校成立了一个对外接待组，我是成员之一，所以与一些权威人士有接触。后来出国访问，接触了更多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在书上看到的人物，现在有机会当面接触，我有搞不清楚的问题，就当面请教。所以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像日本的大谷幸夫、美国的凯文·林奇都是很著名的人物。那时很想把他们的学术介绍清楚，学校也邀请他们到清华来讲座，有的做客座教授。凯文·林奇教授就被邀请于1984年的下半年来到清华建筑学院做客座教授。四月下旬我去MIT开会的时候，系里让我去拜访他，落实他的讲座计划。可惜他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三天意外地过世了，没有来得及实现，由他的大弟子盖瑞·海克来接替他做这件事情。盖瑞·海克教授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的主任，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东亚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项目，他们有经费，有人力，也有课题，刚好和我们合作办了这个暑期班——暑期联合城市设计研究班。因为美国私立大学每一门课都算学分，学生交学费、再加点旅费，就可以来中国一两个月。我们当时暑期班是两个外国学生加一个中国学生一组，每次大约有30人左右，从1985年延续到今天，两年一届，89年停掉，到了92年又恢复，后来就没有断过直至今天，我还是很感动的！

在北京规划委员会大厅里开的庆祝合作20年大会上，让我说几句。我说：“我觉得国际合作，经过这么大的变动，这么大的政治事件，还能继续合作，是很难得的！包括国内我们兄弟单位合作，要合作二三十年也是不容易的，何况中美两个大国的名校长期合作。合作的关键是诚信，国内要讲诚信，国际上也要讲诚信。二是互利、双赢。学生花了学费，如果学的没劲儿，那就会停止，没人报名了。经久不衰说明双方都能学到好多东西。有一次我到费城宾大，在图书馆看到有一些论文是写北京什刹海的，就是参加暑期班的第一届学生写的，当时我们给学生介绍了好多什刹海的历史，他们很感兴趣，又收集了不少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所以这确实说明城市设计研究班很受欢迎。我是负责头三届，现在是张杰教授在负责。

暑期班内容一般就是讲城市设计，讲一部分的理论，跟这一期城市设计题目有关系的课题，结合现状、理念、方法等边讨论边实践。实际上就是城市设计里边的功能、形态这些东西，当时比较畅想，因为我们提倡理念和设想，创新各抒己见，第三届本来题目都出好了：Tradition & High-tech。因为北京海淀镇有一些“三山五园”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来研究规划美国硅谷一样的功能和氛围，两者怎么结合，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惜事与愿违，最后的结论是：No Tradition，No High-tech，Only High-rise Building，规划这里是买卖高科技的地方。我们很多理想的东西和现实差距很大。总的来说我们很多理念的东西和MIT的很接近。

我去参加East Asian Program学术会议，第一次的题目是East Asian Street Life， 东亚城市的街道生活。我介绍大栅栏、前门大街那些理念，美国介绍他们的经验。第二次题目，在京都开的会，题目是Waterfront滨水城市设计。中国参加的有苏州讲前街后河的，同济罗小未教授讲的上海外滩，我们讲北京六海：三个皇家园林，三个民间的城市滨水中心区。所以通过这些城市设计，把文化、自然、不同国家的习俗捏到一起，提出了各自的设计理念，这个实际上就是把保护、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所以城市设计有很多启发同学的想法。

那时候上课是全英文的，现在看来不稀奇，但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不太容易的，同学和老师泡在一起，两个月外语提升了不少。因为这是直接的一种交流，国外教什么，我们这里也教什么，我们比他们更多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当时也有韩国的、日本的、东亚的，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他们得了美国颁发的国际合作奖。当时教课的老师都是四十多岁，现在都是八十多岁，须发皆白了。

在日本合作方面，教学也有，更多的是城市保护、历史街区保护项目方面的合作。我和阵内秀信，日本法政大学的教授，他是意大利威尼斯学派的，专门研究城市空间形态。那时候北京旧城的一些街区将要被拆，他们就来跟我们合作，两个学校带了一些学生和年轻老师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出了一本书，得了一个日本建筑史学会的奖励。

再一个是到了京都的时候，认识了京都市政府专门负责历史街区的一位主管，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研究历史地段的问题有两个宪章：《威尼斯宪章》和《内罗毕建议》，其中《内罗毕建议》就是关于一般的历史街区了，日本做得非常好，都是由民间选拔出来再经过政府专门研究批准。当时京都的主管是大西国太郎，京都市的“产宁坂”、“祇园新桥”、“上贺茂地区”、“嵯峨鸟居本”等是国家级历史街区，当时他带我参观、解释、与老百姓座谈，所以了解得比较细致。后来他从政府退休下来办了一个专科学校，带领学生还是继续研究街区。他先与西安合作不太理想，后来与我合作，研究安徽的屯溪老街，屯溪老街是我在城市保护、城市设计中做得比较深的项目，有30多年，成了国家级的历史街区样板，并在1997年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进行评议，宣布为建设部唯一的试点。所以国际上的合作很重要，我们不仅是一起做，他们还带了经费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项目。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意义很大。

在城市设计方面，一是在清华的教学，二是与国际合作教学、课题研究，另外还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在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和建设部合办的市长研修班上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普及工作，普及城市设计。总的来说开展了这几方面的工作，意义是有的，效果也不错，但有一定的难度，有些来不及总结。

一部分是在国外城市规划杂志上介绍的，包括城市设计的理念对象、指导思想、解决什么问题，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跟学派，其中主要有四个学派，包括田园城市理论和英国新城建设（NEW TOWN），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是勒·柯布西埃的明日城市对未来城市模式的描述，包括大马路、立交的发展、以交通为主的一套，和巴黎的改造。这一学派对大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城市的特色都有一定影响。

第三是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体形环境的学说。

第四是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学说。包括城市形态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以及与城市设计的结合。此外，宾大教授及费城总规划师Edmund N. Bacon的URBAN DESIGN的一套城市理论，也就是城市古城的保护和现代化交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世界，城市是个多面体，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地上地下、快速系统、步行系统结合起来的各行其道，既有现代化，又有传统特色。

此外还有Jonathan Barnett的Design City without Design Building理论，只讲城市设计，无需考虑个体设计，主要讲城市有序地形成。通过对纽约城市管理的这套办法，来界定城市的风貌、景观、特色，这套Zoning的理论。上海虹桥机场社区的规划就应用了这一套理论，成为国内的先驱。

接下来就是讲总体的城市设计，包括轴线、中心区等局部，然后再讲城市商业街、居住、园林景观等各个分部分，细到城市的一条街、一个景点。最后谈城市管理方面，环绕城市的风貌形成和周围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的结合、城市活力等，这些都登到上海规划院总工黄富厢主编的《城市规划资料集》的城市设计五、六两集里。另外就是给市长班编了一本比较简明的书，那是一个比较普及的城市设计教材。

我记得好像是80年代初。现在学院的领导，就是当时听课的那一班，到了90年代我就不讲课了，边兰春接下去了。

开始的时候，我被分配搞园林规划，而且我也感兴趣，因为我对研究历史很有兴趣。看这些东西如何传承，我觉得一个城市从大的格局，山川形胜的利用，城市格局的形成，格局里的轴线是很重要的部分，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性格。人家通过看城市的布局，就知道其过去、文化、理念。大家到华盛顿，华盛顿Mall非去不可，那里反映了城市的性质和特色，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也是，总要去看一看。北京的话，故宫必须去，但平面上看不够完整，还要到景山顶上、北海顶上看一看全城的宏观格局。通过实际地探看，遥想当初建设这个城市的先辈想让人了解的东西。

过去站在地安门，对景山这个山头、山上五个亭子（观妙亭、周赏亭、万春亭、富览亭、辑芳亭）的全貌都看得见，现在只能看到一个亭子了，由于山后军委的两栋后勤楼把它挡住了。视线虽然还可以沟通，但是体现天人合一的一些理念上很重要的东西被破坏掉了。在横向方面，像北海大桥过来横轴上的变化，以及园林景观、六海的水系和紫禁城、宫城、天安门纵轴线的关系，过去也是非常仔细研究过的。原有的水系不仅是元代就有的，而是辽金代就有的，元代把六海全部利用起来，实际上是利用辽金代的遗存，又运用元代的国力和气魄，和郭守敬、刘秉忠等完成这条轴线。这条轴线历代都有发展，金代就是北海和中海，一直到明代的时候，又在南边扩建了一个南海，把南海的土和宫城护城河的土填到了景山的位置，形成了大内背靠的这座山。这座山又叫镇山，原意是把元代最重要的宫殿压在底下，把它镇住，喻意让元代的江山社稷永远翻不了身。同时它又继承了明代最初的凤阳和南京金陵的格局，他们背面都有一座山。所以这个布局有几重理念，有功能、理念、迷信上的需求。这样城市的说法就多了，留下的遗产就丰富了，不管有些正确或者迷信，但形成了布局上的道理以及布局上的艺术。

北京景山公园

我是觉得这点不仅要有理念，还要有技术、手法。好多东西也要总结下来，否则也是空的，过去规划轴线的过程中非常讲究，我们现在就比较差了，依样画葫芦，但是画不到点子上。我比较认同的是城市设计永远是“保护、继承、发展”的规律。像北京是帝王之都，这方面体现得多一些，上海是租界，各个国家不同租界带来各个不同时代、国家的风格习俗，所以有人就讲中国上海、日本东京是万花筒似的格局，属于商业大都会类型，看城市没有轴线，但实际上其发展过程都有一定的理念、一定的脉络，留下了一定的文化遗存，这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上海这个城市跟武汉也不同，要保留最精华的东西。东京也有好几片，如中古、根津等地区，有它们众多文化、历史的东西让人去看，你看各片的特点、留下的足迹、风貌、习俗以及这个城市的文化韵味。所以保护发扬这些东西加以整治，成为这个城市的风貌区，这个保护的路子是对的。北京现在是三十多片历史街区，每一片都有其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有的以居住为主，有的以庙宇为主，有的以皇宫、皇室为主。把它们串联起来，分门别类地保护整治，成为一个核心地区，把片区的街道设计等串联起来，作为北京保护的一个成果。这个做法和上海就不太一样，总之上海有上海基本的东西，北京有北京基本的东西，武汉有武汉基本的东西，每座城市把最基本的东西保护下来。怎么保护，这是最重要的，特色不能混淆、更不能丢，这是根本。在这个根本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萌发出一些新的理念。

老百姓愿意这么干，干得好的要支持，有些地方往往需要有创新的东西，旧的不能满足，在旧的里头发展出新的思路出来，加以局部的改造和更新。如上海田子坊、八号门、新天地，这些就是把旧的里弄作为壳子，完全严格地保护下来，但是里边的格局，互通的布局变了。新天地是一种方式，旧瓶装新酒，这个旧瓶做得非常地道，看得出来这个地方不简单，有其历史和未来，也有全新的包装。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尝到上海的品味。上海有这样的地方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种发展对城市的破坏也是很厉害的，它在附近挖湖，盖高层建筑，吸引人来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更大的破坏。

最近提倡历史城市的修复问题，一个是生态恢复，恢复一个好的生态；另一个是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修补，比如有几栋坏了，给它修补，而不是统统拆光，保留传统性，把它补上去。这样不仅花的钱少，也能够与今天的生活接上，是很好的延续城市的生命，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对国家也是一种节省。否则往往把真的东西搞掉了，或者真的味道搞掉了，搞成一个假古董，淡而无味，那就不行。

一个城市有文化、有经济、有生活，这样发展才是健康的。如果到处都搞假古董，那么这个城市面貌就不行，尤其不能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变来变去，全部千城一面，那就更不行。所以历史区域要作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基本面，最重要的格局，城市的标识要非常妥善地保护下来。而且保护下来以后，原来价值看不清楚的、模糊的还要重新修复，把其意义、形象更突出一下，这样就保护了历史最重要的东西。另外，历史街区还要体现某些习俗特色，对房屋结构的保护和整治，适当增加技术设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城市发展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对上海过去的生活熟悉就会知道，那时一个弄堂口总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开水房，打水的，上海叫老虎灶；一个是男厕所，那个厕所实在是不文明，也没遮挡，就站在那里小便，早就被改造掉了。怎么保护它的生活，怎么改善它的环境，是上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胡同整治。所以提出现代城市大片地区应该走这条道路，有的可以再更新。在精华地区少数可以突破，有创新的东西，这样城市基本面有了，历史也有了，当前生活也能改善了，融入现代生活也比较容易，这样做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必锦上添花，过度包装，那样不必要。

这就要求主持建设的最高领导阶层，或者是市政府领导，理念要跟得上时代，不要老是原来那一套东西。今天报纸看到一篇文章写道：一个城市建设底线应当是老百姓的意愿，这个是对的。真正老百姓的意愿是不会异想天开的，异想天开往往都是主管领导想通过这个来赚钱成名，这是最本质的，他不管老百姓，仅仅是为了他这一任上的GDP增加了多少，搞出些新鲜的东西，上面的领导喜欢，觉得这个人有思路、有想法、有魄力，那就提升。现在一届五年，这五年里头，第一、二两年里赶紧上项目，越快越好，至少开个头让领导看到，好升级，否则来不及。如果当政领导这么一个理念，城市怎么能搞得好呢。所以民主决策对一些大的城市面貌、大的格局上的改革还是很要紧的。

什刹海一上来不是专门研究画哪片区，做法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什刹海不是一个纯住宅街区，但它里边是有很多住宅。什刹海过去是个封闭区，元代就形成了。我们当时定义什刹海：它的历史比北京还要早，元大都那时候还没有北京城，就有了什刹海，所以历史比北京还要长。

北京 什刹海

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多年王公大臣、恭王府、醇亲王府、涛贝勒府、十几座庙宇都在那里，北京市的佛教中心广化寺也是很好的。什刹海有很多王府、庙宇、商业街、饭馆、风景区，这里的银锭观山，就是清代的风景区，被称为“银锭观山一景”，它旁边的“烤肉季烤肉一绝”，是费孝通费老题的，周边有很多著名的餐馆，夏天卖菱藕之类，冬天滑雪、滑冰，还有骑马，洗马，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放河灯、烧法船，悼念亡魂。有很多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把什刹海叫“历史文化风貌旅游区”，这样就概括了它主要的功能。什刹海里有很多胡同，这些胡同和水景融合在一起，特别是金丝套、前海后面的胡同，一会跟水面衔接，一会又缩到里头，所以叫“市井园林”。老百姓在水边洗衣、游憩等，市井跟老百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园林，所以没有门也没有锁，老百姓生活和城市联系到一起。所以它跟西四北、东四等纯居住区的活动不一样，跟大栅栏、王府井、南锣鼓巷也不一样。南锣鼓巷中间是道路，两边是王公贵族的私宅，现在它是拆墙建店，把南锣鼓巷变成一个闹市，火是很火，但是它和北京的格局不是一回事，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在又在整顿。

北京的旧城保护不能就是一般的保护，它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特点，要顺着城市的历史特点发展，就能既保护了古迹，又能够繁荣发展，为今后留下一个可传承的文化。如果你搞完了、破坏了那就不行，现在又有一个消息，在西海汇通祠西苑南面有一小片地方，想搞八、九栋住宅的实验区，一些出名设计师一个人包一栋来设计。我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为什么叫危险，因为这是设计师每个人实验其对住宅的理念，这样各种各样的住宅都会出来，这个住宅和水的关系、格局的关系和什刹海背道而驰。我们要看什刹海原来的住宅是怎么布置，和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在把原来住宅类型都打掉，完全创新，那就等于把这个地方隔出一块出来，搞了一个住宅实验场地，这和世博会争奇斗艳是两码事。我没细看，如果是那样子的，那就是错误的，是毁了什刹海这个地方，至少这一角已经不属于什刹海了，变成了住宅的博览会。

我们也有例子的，我们的屯溪老街旁边有一条黎阳老街，它的古迹建筑就剩下了四栋，所以有很多摩登的东西结合。但是越是新奇，人家就批评，说搞得过分，新的太多，屯溪老街完全是旧的。黎阳老街是建设控制区，屯溪老街的滨江路是核心区，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屯溪老街是购物功能，黎阳老街是休闲功能，两者功能是错位的。所以改造要弄清本末、渊源和传承原则。

历史街区的居民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区位很好，如什刹海交通出行太方便了，现在房子很贵，里面厨房厕所都是自己搭建，自己解决，而且人又拥挤，生活就很困难。所以区位很好，但是面积不够、乱建、人不疏散，这就解决不了问题。繁华的街区需要疏散、改造掉过分拥挤的情况，这是一类问题。

再一类问题，比如我们屯溪老街的背后有很多街巷，好多街巷里的房子倒塌了，生白蚁了，年轻一代不住在这了，宁可市里买房子住，但是老人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上街生活方便，所以老人在家留守，甚至有些空在那。这类房子就需要维护保护，还有住人的话，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所以现在正研究后边的街巷怎么办，如何使它产生活力。一种是改善它的住宿环境，一种是租给人家住，作为一种民宿，住在这里上街方便。各种用途使它后面的街巷围绕屯溪整个目标来搞，是一个旅游体验区。但是后面的房子怎么搞，既保持原来的传统、风貌，又提高它的质量，还增加活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三十年了，现在还在做。最近又让我们做沿江的这个题，当时先修了江堤，之后盖了住宅补偿居住，现在又把住宅拆掉了，盖成滨水景观风貌大道。

什刹海跟屯溪老街，当年这两个都是作为一个设计竞赛题目，我们都是得了二等奖，得奖以后两边都开始真干了，那个时候什刹海是北京西城区负责，屯溪老街是屯溪市政府负责，我们作为顾问，每个都是干了三十年。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很多东西不这么长期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经验都得不到。另外这里也不完全是建筑师突出个性施展才能的地方，这是一个集体的合作。建筑师有些理念、灵感、创新的东西做的非常好，但是这里面还有传统，这个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招，也不好模仿，模仿也模仿不出来，有的是建筑师的自由竞争、创新。我们是一项国家任务，国家任务怎么搞，有民间的力量、专家的力量在里面。我们和政府结合起来搞，起到一个组织、更正的作用，所有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但是现在变迁很大，“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将军走了，又来一个将军，有的对此不感兴趣，那就几年也不开会，最近我看什刹海那个区原来是3A、4A景区，现在降格了，因为没人抓，抓别的去了。

大家热情很高，从部门领导、地方领导、甚至于中央领导，到建筑师，大家都很热心，很想把城市搞好，这是好的。过去这方面比较不重视、崇洋媚外，请著名建筑师来，打着创新招牌。这些在国外是行不通的，因为国外舆论很厉害，有些政府、议会不同意，你就是实现不了。但在我们这，只要最高领导点个头，别人再提意见也没有用。所以有些人就利用这个钻空子，这个我觉得是毋庸讳言的。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形势，大家都很重视城市设计，这个是肯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势，抓比不抓还是要好的，但是关键在抓什么？我的看法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历史，因为城市也是随着历史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反映了这个城市的过去，这里肯定有好有坏，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最重要东西在里边。比如上海的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上海开埠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如外滩、过去跑马厅、南京路的轴线，由东往西发展，后来又回过来，浦东开发以后，又跨过黄浦江，把东面带动起来，从这个轨迹里面整理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的跟北京完全两码事，北京是个皇都，非常严格的格局，而且这个严格的格局历朝历代都给它增添东西。到了明清北京，梁先生讲的是集大成者，称为都市设计的无比杰作，最后就这一个。北京这么一个完整的东西，代表了封建都城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格局保护下来，把重要的景点保护下来，把整个一个体系保护下来，全世界没有。如果北京没有保存好，那是中国城市最大的一个失败。现在北京城墙没有了，北京成了一盘散沙，格局没有了，两边吃光了，东单以东，西单以西，去到那里以后，已经不仅是亡羊补牢，羊也没有，牢也没有，只剩地名了。这么一个古城都搞成这样子，不需要讲了！现在唯一比较欣慰的就是中轴线还可以，但是两边的高楼日益逼近中轴线。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提出45米限高不要超过，就是北京饭店的高度，后来都超过了。

现在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将来看看能不能这么做：把皇城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街区，作为一个宫城的缓冲区，严格保护起来，我觉得能把北京最重要的宫城、皇城这两个保护下来，那也就是说退而求其次，把北京最重要的东西保护下来，这个还是可以的。像华盛顿mall、巴黎轴线全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这三条轴线长度基本上是3.5公里，说明它体现了某一种规律性。作为历史纪念建筑，有轴线是应当的，而且轴线是城市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怎么来设计这个轴线，代表怎样一种精神，传承哪一种文化，都是很有讲究的。这里有尺度问题，内容问题、空间问题、制高点问题，所以我觉得城市设计是人类建设城市的一些理念，智慧各个方面的结晶。有没有这个，搞得好与坏，差别是非常大的。

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 城市轴线

法国巴黎 铁塔与轴线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我是有看法的，比如吸取国外的东西，像国家大剧院选址等。我的基本观点是：建筑是一个环境的艺术，离开了环境来谈根本谈不清楚，悉尼歌剧院是个很好的例子。竞赛时伍重的方案被否定了，那时的评委主任埃罗·沙里宁从废纸篓里捡出来说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有很多矛盾，因为它的样子太奇特了。我过去看到报纸说，工地施工人员争论起来了，还要把伍重这个设计师揪回去，他一赌气，就不回去。悉尼歌剧院关键是它的位置放得不错，这个位置就像点题一样把它给点了出来。

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一个圆的造型，本身并不是很难看，有独特的艺术造型，但是正是因为大剧院放在皇城的环境里边，这里的皇城主要是天安门和六海正门：新华门。实际上这么重要的区域放圆形的大剧院进去太不尊重历史。越是体量大、体型结构非常原始的，视觉冲击力也更大。你到景山上看的时候，会发现国家大剧院是中心，皇城不是中心，天安门不是中心，而这个中心与真正的中心格格不入，破坏了中轴线的整体性。我们也不是把它一棒子打死，它如果放到奥林匹克的中心，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东西，当然做体育建筑它不合适，但是作为环境还是一个很好的内容。

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关系

北京 故宫轴线与大剧院关系

有人说当年巴黎铁塔和凯旋门也是有矛盾，但是设计师恰恰是利用了轴线的变化。如果巴黎的铁塔还是在巴黎的轴线上，那就是败笔，它把这个环境破坏了，现在塞纳河这么拐弯，所以这个老轴线和铁塔的这个新轴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绿化空间，使巴黎增添很多魅力。再说罗浮宫改扩建的金字塔，贝聿铭设计的，用透明玻璃金字塔放在了里面，周围都是古典的东西，大格局和气质一致，它又是一个透明的、虚实的结合，还是不错的。贝聿铭的有些东西我很赞成，但是有些我觉得不太成功。香山饭店最大的错误是第一是破坏了皇家园林，搞一个那么大体量的东西，第二布局、色彩对皇家园林是个大败笔，因为它太突出了，另外效益也不好，气、水、电过去都是老远输送过来的，而且建造了之后，游人也没地方逛，因为住在园林里头，夜生活没法去了。不像在什刹海，可以逛北京夜市，所以贝聿铭香山饭店是一个失败。

香山饭店

贝聿铭的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它的城市设计体形融入得很好，它的外形和街区协调，功能空间以中庭为主，但博物馆的展览顺序方面乱了。凯文·林奇问我去华盛顿东馆看了没有，我评价：它是一个好的城市建筑，跟城市环境融合，博物馆体现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博物馆，其流线而言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我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外观很简单，功能体现得很好。他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

所以好坏等等关键是看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与传统的结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做的好呢，我觉得在过去我们是一个民主决策的好的机会，当年北海大桥的改造、天安门广场的改造，都是全民的、大家来做设计的，包括当时的十大建筑，确实是比少数人不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要好。所以城市保护，城市决策这里头重视和不重视是差得很远。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很多问题，越是到了奥运、到了世博会，这些都是少数几个人的决策，世博会还好一些，因为是个临时的。世博会跟着时代变化的，使用完之后，可能少数留下来，多数淘汰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城市设计中有好多东西，围绕这个提出来的正本清源原理，什么事情你最根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道理不能违背。现在有一些研究会我看了，南京在城市设计会提出来的两点：一个是制度，一个是创新。没有制度化的话，好多问题贯彻不下去，但是制度化又束缚了创新，我的观点是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制度化是根本的东西，不要放弃掉，但是城市一些活的东西不要限死掉。咱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叫：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没有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 文字来源为2017《住区》80期，原标题为《城市设计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访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朱自煊先生》

•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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